從《巴別塔》看現代人的溝通問題

電影的英文名稱“Babel”來自舊約聖經創世紀第十一章中一段經文,內容講述人類經歷大洪水之後,籌備興建一座能直抵天堂的巴別塔以證明自己的能力,挑戰上帝的權威。 上帝知悉後非常憤怒,於是賜給人類不同的語言,令他們不能互相溝通,巴別塔最終沒有建成,人類從此亦散落到世界各地居住。

 在短短的一百四十三分鐘中,導演想表達的主題十分豐滿,包括對美國民族處處的反諷,人類的狂妄自大,文化差異和歧視問題等。其中最明顯的是借一宗牽涉數個相距千里的國家的離奇槍擊事件,從中反映現代社會因為交通和資訊科技發達而造成全球化,地域距離不斷縮短,但現代人溝通的問題卻嚴重。很諷刺地,三公里的射程,竟成為了人與人之間無法解釋的誤會、距離,乃至永不磨滅的仇恨。在物理距離越近,心靈距離越遠的現代社會中,人大多不太懂得如何應付這個資訊爆炸,充滿無限可能,隨時輕易跟別國文化接觸的全球化世界。人們一直跌跌撞撞地試圖與別人溝通,但往往只是徒勞無功,失敗收場。

 故事由一粒子彈,貫穿發生在四個國家的不同情節,組成一個完整的故事。當中主要牽涉的國家包括美國、墨西哥、犘洛哥及日本。現從故事情節以及聲畫配合分析個人以至國際之間的溝通問題。

 有些觀眾可能會認為描寫日本女生的一段,大概離故事的主線大遠,僅以新聞及父親送槍予摩洛哥作為引線。但這段卻明顯地表現出人與人之間在現代社會中的疏離感。一種與別人建立關係的渴望表露無遺地反映在日本聾啞少女惠子 (菊地凜子飾身上。因為溝通的某種「先天」缺陷,惠子一直得不到別人的認同和關心,始終未能投入她身處的世界。例如在排球比賽上被不公平對待、在娛樂場所中交朋友被嫌棄等。

 的士高一幕以惠子主觀的寂靜對比該處吵鬧的環境聲音尤其突顯這種如被排擠的離群感覺。而且從吸食毒品後,一群年青人於噴水池中嬉戲,到搗亂地鐵車廂都充滿歡樂的氣氛。但導演運用(offscreen sound)的技巧,故意不表現看似忘憂歡樂的笑聲,刻意選取充滿虛無感覺的音樂作背景。這樣的做法是想說明,表面上主角看似融入了群體,但事實上,大家的關係仍然很薄弱,只建基於毒品,而不是實在的溝通。另外,惠子離開的士高回家途中,身處人海,導演突地以惠子主觀的沉默替代具(fidelity)的嘈吵談話聲、笑聲以及樂隊街頭表演的音樂。這裡說明的並不只是聾啞人士才會遇到的問題,一般人有時亦會在熱鬧的都市中感到寂寞,這是因為現今都市人需要大量時間接收資訊,溝通變得奢侈,自然人與人之間變得愈來愈疏離,故產生身處人群卻感孤獨的矛盾感覺。在遊戲機中心的一段中,惠子曾表示因為聽不見聲音,要求別人說話慢一點,以便解讀唇語。這正好比喻現今社會發展速度太快,生活節奏急速,以致阻礙溝通。

 由於先天性的嚴重失陷、虛無、空虛,再經歷過多番失望、代溝和誤解, 惠子剩下的只有身體。故她毅然選擇以性作為工具,希望以此與人建立速食的關係她最終在年青警探前一絲不掛一幕,正是這渴望最坦白,最無掩飾的表現。最後一幕惠子以赤裸的身體面向滿佈高樓大廈的繁華都市,借喻我們身處的世界看似先進文明,但人類最原始,最基本的溝通能力卻逐漸消失。她彷彿在向過於急速的城市發展作無聲的抗議。

美國夫婦去旅行一段也呈現出現代人溝通的最大問題 – 逃避,而導演就喜歡使用對白來說故事。從他們在摩洛哥午膳時的談話可見,她們結伴同遊是沒有共識的,妻子蘇珊(Cate Blanchett )的問題:「Why did we come here?」可以表現出來。在失去夭折兒子後,丈夫李察(畢比特飾)選擇的方法是逃避,而不是互相安慰和溝通,在不幸事件過後,他們甚至不吵架,寧願保持沉默,這是溝通上的可悲之處。在蘇珊中槍前一段,即使語言失效,她嘗試利用身體語言去拉近彼此距離,伸出手去觸碰李察,但最後都徒勞無功把手縮回,抱著自己。試想像一對夫婦竟可陌生到這種程度,的確可怕。這一段導演再次運用(offscreen sound)配以節奏緩慢、充滿中東色彩的悲情音樂,加以特顯失去了愛的疏離感。

 

值得一提的是李察在醫院打電話的一幕,導演運用首尾呼應的手法交代了電影播放時序與故事發生的時序恰恰相反。這說明一種時差,溝通對位的失誤。即使通訊設備發達,人們隨時可以長途電話與遠方親友溝通,但與面對面相比,這始終存在著一種隔膜。當李察的兒子米克問一句 Dad, are you ok?」的時候,這裡可以發現那種來自時間的空隙,一道無法填補的裂縫。

 

墨西哥邊境表現了種族層面上的溝通問題,聖地牙高(Gael García Bernal )參加婚禮後接載姑媽保母和美國小孩回家,到了關卡,因為他們的國籍被警察問長問短,懷疑他們是偷運人蛇的罪犯,加上母親蘇珊從小向子女灌輸墨西哥是個危險的地方,明顯是種族歧視的表現。而種族歧視的出現其中一個因素是缺乏溝通,國家間的人民拒絕溝通所致。而且,其中的文化習俗的差別亦能在婚禮中表現,例如聖地牙高把雞頭扭斷,向天空開槍等暴力行為,墨西哥人覺得完全沒有問題,但美國小孩卻嚇得目定口呆,沒有適當的解釋和互相溝通,誤解及衝突便會形成。而聲音上的運用可見於婚禮較後部份,畫面中人們在歡樂地跳舞夢,再配合夢幻般的背景音樂,帶觀眾進入人們融洽相處的夢境,突然聖地牙高向天開槍,打破夢境,回到演奏著現場音樂的現實世界。這個安排想表達的是槍械即自大的象徵是溝通的一大障礙,放下自大的心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接近些,否則只會回到殘酷的冷漠現實。

 摩洛哥的部份中,導演常常以(wide shot) 去拍攝充滿荒涼感覺,廣闊無人的沙漠景,並夾雜在故事情節間,畫面上已突出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再配合節奏緩慢、充滿中東色彩的悲情音樂,帶領觀眾進入冷漠孤寂的世界。人與人之間的疏離關係並不只出現在繁華的先進國家如美國和日本,同樣地,摩洛哥的牧民一家也出現溝通上的問題。不難發現除了日本少女惠子外,摩洛哥牧民一家的姊姊亦讓弟弟偷看她洗澡,這種以最基本的身體作為溝通道具的手段,同時可見於世界另一端的人身上。即使二人文化背景相異,她們採取的手段卻出奇地相似。後來揭發了兄弟開槍傷人時,兄弟互相推卸責任,甚至打起架來,而父親更因為繁忙的工作對家中大小事務置之不理,不知道姊姊以裸體去引誘弟弟的事,可見摩洛哥家庭也出現溝通不足的問題。在國際層面上,導演以新聞廣播覆蓋具(fidelity)的現場聲,把重點放在美國與摩洛哥之間的政治角力,兩國互不信任,美國把小孩玩槍事件放大成恐怖襲擊,而摩洛哥亦不甘示弱,禁止美國直昇機進入領空。這種溝通上的誤解拖延了人命的救援,難道政治角力比人命更重要嗎?國際間的不信任已去到這種可怕的程度。

 

當然,導演並不是一面倒的悲觀,對於人際關係的改善其實展示了一線曙光。他在最後講述政治問題得到解決,李察跟導遊共渡患難萌生友情,李察與蘇珊經歷死亡威脅重新確認的愛情,惠子與爸爸(役所廣司飾)終於克服心理陰影建立的親情等。可見,如果溝通能超越語言和文字,昇華至內心情感交流的層次,人與人之間仍有可能克服種族、年齡、文化等障礙,建立互信和互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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